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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
一生必須躍過兩道深淵──余杰（作家及歷史學者）
警覺通往極權的解放之路──黃春木（教育部師鐸獎得主、臺北市立建國高中歷史科教師）

1 兩位溫斯頓
2 探險者邱吉爾
3 員警歐威爾
4 邱吉爾：1930年代的窮途潦倒
5 歐威爾成為「歐威爾」：1937年西班牙
6 邱吉爾成為「邱吉爾」：1940年春季
7 與德國作戰，向美國求助：1940～1941年
8 邱吉爾、歐威爾、英國的階級戰爭：1941年
9 美國參戰：1941～1942年
10 戰後世界的嚴峻前景：1943年
11 動物農莊：1943～1945年
12 邱吉爾（和英國）的衰落與勝利：1944～1945年
13 邱吉爾雪恨：二戰回憶錄
14 歐威爾的盛衰：1945～1950年
15 邱吉爾為時過早的晚年：1950～1965年
16 歐威爾的非凡崛起：1950～2016年
後記 邱吉爾和歐威爾之路
謝辭
注釋 

專文推薦：一生必須躍過兩道深淵
──余杰（作家及歷史學者）

　　反對共產極權主義是更偉大和更艱難的事業

　　在希特勒尚未露出猙獰面目之際，反對納粹德國需要力排眾議；而在蘇俄異見作家索忍尼辛的《古拉格群島》尚未出版和中國的文革慘劇尚未傳到西方之際，反對共產極權主義是千夫所指的「政治不正確」。邱吉爾與歐威爾一生「反左」，名滿天下，亦誹滿天下。

　　經過自己人殺自己人比弗朗哥（Francisco Franco）叛軍殺共和軍還要血腥的西班牙內戰之後，歐威爾對左派的幻想徹底破滅，轉而以批判共產集團和烏托邦思想為志業。即便自己的作品在出版的過程中屢屢受阻（破壞其出版的居然是英國的情報部門），他也毫不畏懼地諷刺那些為獨裁者辯護的左派文士說：「他們一嗅到『進步』的味道就立刻蜂擁而來，彷彿蒼蠅聞見死貓一般。」如果何謂「進步」必須由某一群人士做出唯一的定義，那麼獨裁和暴政就近在咫尺。

　　邱吉爾反共，只是受到左派的惡毒咒罵；歐威爾反共，則面對蘇聯及其傀儡政黨實實在在的死亡威脅。《動物農莊》上市不久後，歐威爾從朋友那裡買了一支手槍，說他怕共產黨想殺他。兩位歐威爾專家約翰‧羅登（John Rodden）和約翰‧羅西（John Rossi）寫道，歐威爾的恐懼可能比他知道的程度還要真實——冷戰結束後，曝光的蘇聯祕密檔案顯示，當初歐威爾要是被捕獲的話，他必死無疑，他確實列在西班牙共產黨的處決名單上。

　　西方左派文人對異見者的圍剿鋪天蓋地且數十年不停息。邱吉爾和歐威爾共同的論敵、英國左派作家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曾去莫斯科拜訪史達林，從此成為蘇聯的辯護士，任何對蘇聯有所不敬的人物，都受到他的攻擊。而十四歲就加入英國共產黨的史學家霍布斯邦，根本不願翻開邱吉爾、歐威爾以及索忍尼辛的著作。霍氏晚年接受加拿大作家伊格納提艾夫（Michael Ignatieff）和英國BBC電台訪問時，都被問到史達林在蘇聯推行共產主義，造成將近二千萬無辜人民的死亡，是否值得？他的答覆是：「如果能創造一個真正的共產主義社會，不僅值得，也是正當的（justified）」。一九八九年東歐和蘇聯的共產黨政權開始崩潰後，霍氏居然痛心到說那是「整個人類的失敗」（the defeat of humanity）。這種說法，不是「離邪惡有多遠」的問題，而是根本就構成了邪惡的一部分。

　　然而，晚近一百年來，邱吉爾、歐威爾、索忍尼辛、奈波爾（V.S. Naipaul）等「右派」並不代表西方知識界和輿論界的主流，蕭伯納、沙特、霍布斯邦、杭士基（Avram Noam Chomsky）等「左派」才是「西方不敗」——他們不講事實、不講邏輯，聲稱堅持無產階級的立場，卻過著資產階級的生活。直到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大屠殺三十年後的今天，還有那麼多西方的「擁抱熊貓派」為共產黨中國塗脂抹粉、溜須拍馬——他們甚至不知羞恥地泡製出一封「百人聯署信」，勸說川普政府「不要將中國當作敵人」，聲稱「此舉不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他們究竟是自以為聰明地與虎謀皮，還是愚不可及地引狼入室？中國對西方文明和秩序已經構成嚴重威脅，危險程度超過了昔日的納粹德國和蘇俄。所以，雖然納粹德國和共產主義的蘇俄都已灰飛煙滅，但邱吉爾和歐威爾的逆耳忠言並不過時——「如自由真有什麼意義，那應該就是指把人們不想聽的說給他們聽。」

　　有些人只反法西斯主義而不反共產主義，有些人則只反共產主義而不反法西斯主義。邱吉爾和歐威爾的一生躍過了兩道深淵，與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兩大惡魔正面對決。

　　用「美好的英語」捍衛自由

　　相對於邱吉爾生前即享有「立功、立言、立德」的成功人生，歐威爾的名聲大都是在身後獲得的。歐威爾死後七十年，他工作過的BBC才同意讓這位昔日名不見經傳的雇員的塑像坐落在公司大廳。BBC時政節目主持人安德魯‧馬爾（Andrew Marr）指出：「歐威爾對真理的信念直截了當、堅不可摧、令人膽顫。他始終在自我批評，也始終在要求讀者認真辨別真偽。在假新聞盛行的時代，現在真令人油然而升歐威爾時代之感。我認為他在敦促我們更勤力地去揭示，同時對批評持更開放的態度。」可惜的是，BBC的中文網是中國大外宣戰略的重災區，上面充滿了用歐威爾最為厭惡的「新語」寫成的諂媚中國的報導，幾乎淪為中共宣傳部的「英國分部」，歐威爾若看到此種情形，該怎樣痛心疾首？

　　歐威爾不像邱吉爾那樣長壽，更沒有榮獲諾貝爾文學獎，但他在短暫的一生中實現了其理想：「我最大的願望就是把政治寫作變成一種藝術。」《動物農莊》和《一九八四》這兩本「小長篇」，可以驕傲地與索忍尼辛比磚頭還要厚的《古拉格群島》相媲美，也使歐威爾得以躋身於二十世紀最偉大的作家行列。歐威爾對蘇俄的批判達到了普世性的高度，比如，以下這段簡潔的文字一語道盡了歐威爾那個時代的簡史，也是歐威爾展現過人文筆的巔峰之作：

　　轟炸不設防的村莊，把居民趕到荒郊野外，以機關槍掃射牛隻，用燃燒彈焚毀田舍：這就是所謂的「平定」。無數農民的家園遭到劫掠，他們被迫帶著隨身行李長途跋涉：這就是所謂的「人口遷移」或「邊境整頓」。人民無故入獄多年，或從後腦杓將他們槍決，或是把他們送到北極的勞改營，讓他們染上壞血病而過世，這就是所謂的「消除不可靠的因素」。

　　這段話不僅適用於納粹德國、史達林的蘇聯，也適用於金氏家族的北韓、波布（Pol Pot）的紅色高棉、查維斯（Hugo Rafael Chávez Frías）的委內瑞拉、卡斯楚的古巴以及毛澤東和習近平的中國——用暴力和謊言維持的獨裁國家都具有驚人的相似性。尤其是今天的中國，用「再教育營」來掩飾「集中營」，用「自主知識產權」來掩飾「肆無忌憚的偷竊」，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來掩飾「只此一家的天下朝貢體系」。中國這個擁有超過四億個攝像頭，人臉識別系統和步態識別系統舉世無雙的國度，比歐威爾筆下的《一九八四》更像天羅地網的世界——更加恐怖的是，生活在其中的大部分人並不覺得有什麼不自由。

　　邱吉爾和歐威爾不僅批判極權主義，更捍衛「英語民族」的自由傳統和英語本身的純淨與清晰。邱吉爾將說英語的人當作同一個民族或同一國家的同胞，並寫下了蕩氣迴腸的多卷本《英語民族史》，連同《第一次世界大戰史》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史》，邱吉爾成為極少數以非虛構寫作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邱吉爾的《英語民族史》只寫到一九○○年，意猶未盡。英國歷史學家安德魯‧羅伯茲（Andrew Roberts）為之寫了續集《一九○○年以來的英語民族史》，他在此書中指出，源於英國的以市場經濟、憲政民主、法治以及新教倫理為特徵的盎格魯－薩克遜模式具有普世價值；相比其他模式，這種模式更適合現代世界。英美兩個英語國家相繼主導世界進程長達三、四百年之久，這種局勢至今仍沒有改變之跡象。二十世紀的英美文明乃至整個人類經歷了一戰、二戰、冷戰及與伊斯蘭極端勢力之間的反恐戰爭等四次生死存亡的考驗，這四場戰爭又是「英語民族」、「盎格魯－薩克遜文化」和「美英特殊關係」等身分認同得以形成的最大推動力。

　　而今日以英美為核心的自由世界與中國之間的「文明衝突」，則是其正在經歷的第五場挑戰與考驗。這不僅是軍事實力、經濟實力、工業實力、文化和科技實力的決戰，更是要自由、還是要奴役的思想與精神的抉擇。在這場戰鬥中，邱吉爾和歐威爾的遺產將是克敵制勝的法寶。

　　美國作家湯瑪斯‧瑞克斯（Thomas E. Ricks）將邱吉爾和歐威爾合在一起作傳，使得生前未曾謀面兩人彼此互補與對照，共同構成一部二十世紀人類尋求自由的精彩歷史。勇士的勇氣疊加起來，可以填海，可以移山，可以驚天地，可以泣鬼神。《邱吉爾與歐威爾》一書，比任何一本邱吉爾與歐威爾的單一的傳記都更扣人心弦。 


專文推薦：警覺通往極權的解放之路
──黃春木（教育部師鐸獎得主、臺北市立建國高中歷史科教師）

　　在緬甸的交會
　　
　　一八八五年，時任印度事務大臣的藍道夫‧邱吉爾（Randolph Henry Spencer-Churchill, 1849-1895）出兵上緬甸，放逐國王，完成大英帝國自一八二○年代開啟的併吞行動，上下緬甸全納於治下。

　　藍道夫‧邱吉爾決定不扶植魁儡政府採行間接統治，且直接將緬甸納為英屬印度底下的一個省，這些決策確立了往後半世紀的殖民政治結構，嚴重損害緬甸傳統精英的尊嚴和勢力，也打擊了緬族等主要族群的民族自信心。英國治理期間，又推動開放緬甸的政策，使得印度人、孟加拉人進入緬甸謀生，殖民政府還支持羅興亞人（Rohingya people，原居於孟加拉的穆斯林）移民若開邦，制衡在地強勢族群，這種運用少數壓制多數的手段是殖民主義慣用的伎倆，卻是後患無窮。

　　以上由藍道夫‧邱吉爾政策所導致的結構性問題，日後成為溫斯頓‧邱吉爾（Winston Leonard Spencer-Churchill, 1874-1965）所必須面對和處理的難題，這位二十世紀以來舉世聞名的邱吉爾，正是藍道夫‧邱吉爾的兒子。

　　一八八五年英國攻占上緬甸之後，看重傳統國都曼德勒的戰略地位，在此建立統治中心，布署軍警勢力。一九二二年，年方十九歲的歐威爾（George Orwell，本名艾瑞克‧布雷爾〔Eric Arthur Blair, 1903-1950〕）在曼德勒的警察訓練學校就讀，開啟了他對殖民地的深入觀察和反思。

　　歐威爾在緬甸待了五年，身為執行殖民地政策的帝國警官，他享有很多特權，能夠近距離觀察行政和司法系統的運作，這樣的經歷讓他洞悉人性中殘暴的一面，並對「殖民主義」產生反思。由於對英國殖民政策的不滿與自責，加上健康狀況不佳，歐威爾在一九二七年請假返國，進而辭職，立志成為作家。緬甸的經歷，為歐威爾提供了豐富的創作題材，也是他批判殖民主義、極權主義的起點。有一些西方的文學評論者和緬甸文化精英甚至認為歐威爾的《緬甸歲月》（Burmese Days, 1934）、《動物農莊》（Animal Farm, 1945）、《一九八四》（1984, 1949），其實就是「緬甸三部曲」。

　　邱吉爾與歐威爾在這樣的時空脈絡中有所交會。

　　衡極權主義的共識

　　麥田出版的《邱吉爾與歐威爾》，作者是《華盛頓郵報》記者、兩屆普立茲獎得主湯瑪斯‧瑞克斯（Thomas E. Ricks）。《邱吉爾與歐威爾》特別之處在於同時記述兩位活躍於二十世紀的時代人物，在這之前，鮮少會將他們相提並論，原因在於兩個人差異太大，邱吉爾出身高貴，性格外向，政治立場偏向保守黨，具有英國民族文化優位的信念，以及身為政治人物冷酷務實的性格，二戰期間指揮若定，成就反抗法西斯主義的偉業；歐威爾來自收入有限的中產階級，性格內斂，政治立場則是洋溢熱情的社會主義者，敢於全盤否定英國引以為傲的殖民帝國霸業，批判自己身為壓迫者那段期間所做的一切，並且陷入一段漫長的自我放逐過程，在世幾乎沒沒無聞。

　　邱吉爾與歐威爾未曾謀面，但瑞克斯指出兩個人各從遠處欣賞彼此。歐威爾撰寫《一九八四》時，把書裡的主角命名為「溫斯頓」，而根據文獻記載，邱吉爾非常喜歡這本小說，喜歡到讀了兩遍。

　　從瑞克斯為兩人立傳的觀點來看，在一九二○至一九三○年代，當時人們對於「民主」充滿質疑，政治和經濟問題的深重衝擊，導致極權主義快速發展，這包括了希特勒和法西斯主義、史達林和共產主義，邱吉爾與歐威爾志趣相投之處，就在於他們秉持自由民主的核心原則挺身抗衡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以各自的方式振臂高呼，用實際行動捍衛思想、言論、集會結社的自由。

　　追求自由與解放的歧途

　　邱吉爾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六卷（The Second World War, 1948-1953）為他贏得了諾貝爾文學獎（一九五三），歐威爾的《動物農莊》和《一九八四》日後獲選為二十世紀百大英文小說。兩個人在文壇都享有崇高的地位，但歐威爾的著作自二十一世紀以來所獲得的重視更勝往昔，瑞克斯在本書最終一章探究「歐威爾變成神」的現象。

　　讓歐威爾變成神的關鍵在於「國家」侵害個體自由的程度日益嚴重，一九九○年代之前東歐和蘇聯對於人民自由的禁錮，亞洲、非洲、拉丁美洲許多獨裁政權的殘暴統治，以及「九一一」之後由美國發動，迅速蔓延至歐洲和中國等地假國家安全或反恐之名而遂行的情報監控等，《一九八四》宛如預言，展現歐威爾的先見之明，但是今日個體自由所遭受的威脅已遠非他所能想像，國家與企業挾科技威力的侵害前所未見，而且方興未艾。

　　檢視二十世紀以來的獨裁、極權政府，有哪一個不是假「自由」、「解放」之名崛起？讓邱吉爾與歐威爾有所交會的緬甸，便是鮮活的例子。一九四○年代，緬甸為擺脫英國統治尋求獨立而奮鬥，但獨立之後的緬甸卻陷入長期的軍事獨裁，直到2015年大選，才由翁山蘇姬（Aung San Suu Kyi, 1945-）所領導的全國民主聯盟取得執政權。然而，翁山蘇姬的緬族優位立場、縱容針對羅興亞人進行種族清洗（Ethnic cleansing）的態度，以及假國家安全之名箝制言論和新聞自由的政策，都讓這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一九九一）飽受世人及聯合國的譴責。緬甸現況會不會又是一個「通往極權的解放之路」呢？值得再觀察。

　　邱吉爾與歐威爾留給世人最珍貴的啟示應該是尊重事實真相、勇於論證自己的觀點、不迴避問題、不迎合世俗、不畏強權。這等思辨與行動所針對的，優先是自己的國家，今後則必須再涵蓋讓我們享受無限便利與自由的資訊科技。「警覺通往極權的解放之路」，才是個體擁有自由的最佳證明。

　　追求自由，從來都不是坦途，稍一自滿或自私，便可能走上極權的歧途，這正是生活在「自由已成為日常」的我們應該細讀《邱吉爾與歐威爾》最深刻的原因。